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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架空置、购物卡消费受限，家乐福出了啥问题？******
【商业风云录】货架空置、购物卡消费受限，家乐福出了啥问题？
中新网1月10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去超市购物，发现很多商品都不能使用购物卡结算了。”近日，多地居民反映，家乐福购物卡消费受限，部分货架出现空置现象。家乐福方面9日回应中新财经记者，公司正通过积极协调，多举措优化商品供应链效率，给消费者更丰富的商品选择。
作为曾经的零售界“黄埔军校”，家乐福最近怎么了？
部分门店购物卡使用受限 有消费者存数千元
“怕过两天(超市)就关门了，赶紧过来使用购物卡。”
9日，一位消费者在北京海淀区的某家乐福超市见到记者时说，因为着急要花掉购物卡余额，他要尽量选择可使用购物卡结账的商品，一圈逛下来，购物车里才积累了一百多元的商品。
图为某酸奶饮品因可使用购物卡结账所剩无几。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和这位消费者一样，当天，不少顾客都在超市货架中穿梭，寻找能使用购物卡的商品，一旦发现，就把商品放进购物车里……
记者注意到，虽然该超市只有少数货架出现空置或货量紧张的情况，但很多商品都贴上了写有“购物卡系统升级中，暂不支持购物卡结算，其他结算方式正常购买”的标签，这让不少消费者苦恼。
“我这(购物)卡里还有6000多块钱，该咋花出去？”一位消费者无奈感慨。
在该家乐福超市里，很多商品都贴上了不支持购物卡结算的标签。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而当记者询问该超市工作人员时，得到的回复是“从5日开始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北京其他家乐福超市也是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如果不能把卡内余额花完，能不能把购物卡退了？
记者就此咨询家乐福购物卡服务人员，对方表示，“现在不能退卡，如果超市关门估计可以退。”
图为家乐福超市结账区，不少人在排队。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不只是北京，据媒体报道，近日，沈阳、昆明、无锡等地家乐福门店也出现购物卡消费受限现象，比如规定订单满100元可用购物卡结算15元。有些地区门店货品也空了很多，商品还出现涨价情况。面对这些现象，多地相关部门也开始介入调查或约谈家乐福相关负责人。
家乐福回应
对于部分门店货架空置，家乐福方面9日回应中新财经记者，公司正通过积极协调，多举措优化商品供应链效率，给消费者更丰富的商品选择。
对于“关门”传言，家乐福方面也回应称，公司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请广大消费者不信谣、不传谣，理性消费。
另外，北京家乐福相关负责人也向媒体表示，不会退出北京市场。此前，昆明、沈阳、无锡等地家乐福均表态称，不会退出当地市场。
在家乐福超市，有顾客在寻找能使用购物卡的商品。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家乐福的回应虽给人们服下一颗“定心丸”，但近年来家乐福门店数量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
2019年，苏宁以48亿元收购了家乐福中国80%股份。苏宁易购财报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家乐福无新开门店，门店数量从2021年底的205家减少到9月末的151家，闭店数量达到54家。2021年，家乐福也仅新开3家门店，却关闭了26家门店。
苏宁易购在2022年三季报中也提到，当前公司仍处于净利润亏损状态，其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家乐福业务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带来规模下降较快，较高的固定租金成本难以分摊。公司在三季度已全面开展家乐福业务调整，包括关闭部分区域门店，聚焦优势城市经营，提升规模效益。
业务不佳、频繁关店的同时，外界亦怀疑家乐福供应链出现问题。
据北京商报报道，2022年以来，家乐福被供应商追收货款的事件频繁被曝光。此前，西南地区供应商透露，2022年下半年起，家乐福超市频繁拖欠货款。据悉，在这位供应商暂时中止与家乐福合作时，家乐福欠该供应商的未结货款金额约240多万元。
曾经的零售界“黄埔军校”为何遭遇窘境？
如今身陷窘境的家乐福，当年可谓无限风光。
2006年，家乐福中国门店数就已突破100家，成外资零售超市中门店数量最多的一家。其以“合资”形式将“大卖场”业态引入中国，实现农超对接等模式，也让家乐福成为行业的标杆，还曾被誉为零售界的“黄埔军校”。
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家乐福渐渐失去强势地位。2009年，家乐福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被大润发超过；2010年，家乐福在华门店数被沃尔玛反超。2012年至2017年，家乐福中国大陆地区的销售额从55.83亿欧元下降至46.19亿欧元，降幅17.27%。
2018年，家乐福中国账面净资产为负。对此家乐福中国解释为，近年来线下零售业态受到互联网的冲击，虽然积极应对，但仍带来了阶段性的经营亏损。
资料图：市民在武汉市汉阳区家乐福超市购物。王方 摄若放眼整个行业，家乐福的境遇并非个例。近年来，麦德龙中国、乐购等主打大卖场的连锁超市接连“卖身”。与此同时，各地大卖场也屡屡传出关店消息。
“受社区团购冲击，超市业态到了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步步高董事长王填2021年4月份在某行业会议上的一番话，让人担忧起超市的未来。
在零售专家胡春才看来，随着国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出现新的变化，线下超市也需要变革，从原来的“卖商品”到现在的“卖生活”，给中国人提供新的生活解决方案。
据苏宁易购透露，在对家乐福进行业务调整时，会加大家乐福门店的电器3C业务融入，借助大卖场人流优势，提升盈利较强家电业务收入，分摊固定成本；此外，家乐福自身也加快商品结构调整，本地电商与社群电商运营，加快适应市场变化，实现规模环比改善。
现在家乐福这个老牌零售巨头正努力做出改变。面对“购物卡使用受限”风波，家乐福的消费者们也希望，超市能尽快恢复正常。(完)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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